林达：《西班牙旅行笔记》，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1

旅行不像读书。一本书在未翻阅之前，看太多的书评会让你对原作丧失阅读的兴趣；而旅行却不尽然，对目的地了解的越多，反而越激发你游历和探索它的欲望。非若如此，当你矗立在堆砌了一层层历史重大事件的建筑物前，游畅于糅杂了各色文化与习俗的当代人日常生活之中时，才不会茫然无知。

旅行又像读书。从当地人今日风土人情、现存的自然建筑去阅读它沉重与荣耀的历史和文化。泛泛的从一个景点到另一个景点的赶场，无益于增长任何见识，反而越发强化了旅游者的自负。在旅游成为“玩乐”产业的时代，开心与好玩成为衡量目的地吸引力的最好指标，而对于该地过往的沉重与灾难避之不及，似乎我们自身已经承担了太多历史包袱，那有心力去多增一份负担。因此，在形形色色的旅行手册和指南中，吃、喝、玩、乐成为最通用的景点分类方法。

在去西班牙之前，林达(此为夫妇二人的合名)的《西班牙旅行笔记》是一本绝佳的行前读物。巧合的是，该书在台湾出版时，书名恰恰是《西班牙像一本书》，旅行与书的换喻竟然如此吻合。这本笔记不是泛泛的西班牙景点攻略，而是作者带着一种历史与文化的深度在西班牙的古今穿越。所以，叫《西班牙穿越笔记》或许更为合适。所以这本书也绝不仅限于旅游者，任何关心和思考中国现今社会与政治的人，跟着林达的笔与足迹，穿梭在异国古今之间，都能从西班牙的历史中获得些许启示。

而的确，这本书在中国受到非普通游客们的关注，而是心系政治的知识分子们。秦晖对林达评价到：“林达的国外札记系列，从写美国的《总统是靠不住的》到写法国的《带一本书去巴黎》，都以思想性与可读性兼具而在读书界享有盛誉。美国、法国都是老牌民主国家，这本新作《西班牙旅行笔记》描绘的却是一个四十多年前在内战中结下血海深仇的国家如何成功地由专制向宪政民主转型的故事，读来尤为令人深思。”（《秦晖：怎样的“左派”和“右派”——读林达<西班牙旅行笔>》，原载《南方周末》2008年4月24日）因这本笔记以及书中作者对西班牙政治与历史客观中立的评判，引起了不仅秦晖，还包括吴敬琏、吴稼祥、姚洋等人的褒誉，他们又以本书之中所提及的西班牙内战史料，来评判当代中国的左右之争。

如果你像我一样，对西班牙的第一印象还只有弗拉明戈、达利、 宗教裁判所、 第五纵队、法西斯的佛朗哥等等，那么正如姚洋所说，“读了这本书，即使是一个过去对西班牙历史一无所知的人，也会清理出西班牙历史的一个梗概，并产生循着林达夫妇足迹亲访西班牙的冲动。”（吴敬琏、秦晖、姚洋：《左右之间：关于社会转型路径的思考》，《洪范评论》，第10辑，2008年7月）

以往从各种不同来源获得的对西班牙的零散印象，通过这本书都关联在一起。就像散落了一地的珍珠，此时有一条线将他们贯穿成完整的项链。从这个比喻更可以延伸出另一种解读：少了西班牙，世界的历史总欠缺了一环。在西班牙这块形似牛头的土地上，罗马人、西哥特人与阿拉伯人来来往往的征战，天主教，犹太教、伊斯兰教相互排斥、融合与渗透，法国的启蒙运动、苏联的共产主义以及意大利式的法西斯主义彼此之间从残酷内斗到宽容和解。

世界史总像是编撰者在用电影技巧中的蒙太奇手法，将同时代的各国拼凑嫁接，观众或读者了解到的恐怕只是历史大致的轮廓。而唯有透过国别史才能真正了解一个国家。从中学时代的历史书（想必现在还在使用）上读到西班牙时，就一直有一个困惑，那就是被称为西班牙“法西斯”的佛朗哥，为何在二战中德意日等法西斯国家投降后，能一直存活到1970年代？至于那本历史教材书中有没有给与解答，我已经忘记。如果有，估计也会这样说：佛朗哥的铁血与专制或者国际社会的两极分化导致了这种局面的持续。但这个答案或许根本没有说服我，在那个一心只能用于高考的阶段，没有人会鼓励你独立思考，因为所谓“正确”答案已经告诉了你，记住就可以了。

通过林达，我才了解到了西班牙左右极端两翼彼此血腥屠杀，才导致了军队的反叛，德、意支持的佛朗哥一方与苏共支持的“共和军”一方之间持续了三年的内战（其中各国支持共产主义的志愿者组成国际纵队纷赴西班牙，其中就有《1984》的作者奥威尔和《第五纵队》的作者海明威，也正是参与西班牙内战的这次经历，促成了奥威尔那部先知预言式的著作问世）。最终，在二战爆发前夕，德、意支持的佛朗哥胜利了，但“半个西班牙被杀死了”。教科书大概没有提到为何佛朗哥的西班牙在二战中却保持了严格的中立（在一战中，西班牙也是中立国）从而实际上支援了盟军从直布罗陀半岛登陆北非作战，更不会提及西班牙在佛朗哥时期经济的复苏以及战后与各国保持着良好的国际关系，就是因为他曾一直坚决地镇压和反对共产主义。

对此，林达说，“一方既然是‘反派’的法西斯，唱了白脸，那么另一方就必须是‘正派’的反法西斯，就是红脸…西班牙内战又接上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法西斯为全人类公敌。很少有人敢直接指出，反法西斯的一方的激进派，也有过和法西斯相同的作为…这种非此即彼的判断，使得一大批受难者被人们有意忘记…使得这些左翼以后在长久的岁月里，戴着反法西斯的桂冠，把同样的杀戮行为，长久的掩盖下去。”（粗体为笔者所加）

作者对佛朗哥的评价是客观的，但并不表示在颂扬这位专制者， 人尤其容易矫枉过正。 我们矫正一种被官方涂抹的历史时，却常常陷入了对其对手称颂的境地，而对其同样的残酷做法视而不见。殊不知这样的对立，往往带来的不是和解与宽容，而是狂热与偏执。这正是也是西班牙第二共和国很快分裂，从而引发西班牙内战的悲剧所在。

西班牙一位评论家为自己的墓志铭上写到“这里埋葬着半个西班牙，她死在另外那半个西班牙手里”。我们何时才会有这种气度与胸怀，吴宇森的电影《赤壁（下）》的最后，周瑜对曹操说：“大家都输了。”但，面对中国近百年之历史，我们听到的恐怕还多是赞颂之声。

“直到今天，我们还是常常听到这样的逻辑，就是假如我们受到残酷对待，那么我们的残酷报复就是合理的。其实，你不是在证明自己行为的合理性，而是在证明对方行为的合理性。你把自己变得和邪恶一样！你在高喊着：换一换吧，其实只是邪恶互换，而不是以善替恶。任何对抗，真正的提升，是有勇气和能力让自己变得和对手不一样。否则，就依然是落在对手给你预设的陷阱里。”（《西班牙旅行笔记》：362页）

能得出这样的感悟或许才能称作是一趟真正的旅行。如果说公路电影是主人公在旅途中寻找自我的历程，那么一次跨国游历，更像是一趟寻找与重写“自我民族志”（M.L. 普拉特语，定义见其《接触区的艺术》一文，收于《城市的后面》：2011 ）的过程。穿越他国之历史，以鉴本国之当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