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9月8日，吴佩孚
时代中国：一本杂志上的百年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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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时代的病态人格
伊拉斯谟博士奖学金项目：文化研究
Erasmus Mundus 2010年开始为提供博士奖学金，见这里。
其中唯一个人文领域的博士项目叫EMJD – Cultural Studies in Literary Interzones（文学交叉区域的文化研究）。由N所欧洲大学和其他地区国家学校联合培养，最终颁发2个主要学习学校的博士学位。
每月奖学金：2000欧。（相当诱人啊。）但是：
要求最少会三门欧洲语言（强制性的）：英语、法语，外加一门所选择学校当地语言。
本人望而却步，学过法语有证书或者课时证明的就可以申请了。
具体申请资料见
http://www.unibg.it/struttura/en_struttura.asp?cerca=en_dottorati_home
阿拉伯世界：从专制的噩梦中醒来
【译者按】阿拉伯世界都已醒来了，中国到底还要睡多久。
这个在仅存的共产主义国家中最大一个，或许也是仅存的专制国家中最大的一个。
本文翻译自Economist，原文地址http://www.economist.com/opinion/displaystory.cfm?story_id=14082930
文中亮体字为译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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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平静的革命在阿拉伯世界展开了；革命会在最后一个独裁政府选举败北时完成
什么在折磨着阿拉伯人？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在本周出版了阿拉伯世界状况系列报告中的第五份报告。这份报告读起来让人沮丧。阿拉伯人是一个有活力和创造力的民族，其悠久而辉煌的历史囊括了艺术、文化、科学，当然还有宗教等方面令人瞩目的贡献。而另一方面，当代阿拉伯国家的突出贡献却是他们一贯所保持的失败记录。
他们一开始就没能让其人民获得自由：六个阿拉伯国家完全禁止成立政党，其余的则秘密地限制政党活动。他们也没能让其人民富足：虽然拥有石油，联合国报告指出阿拉伯世界约五分之二出头的人每天生活在2美元之下。他们也没能让其人民获得安全：报告认为强大的内部保卫力量却用来对付阿拉伯国家自己的民众。他们也没能满足年轻人，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估计阿拉伯世界在2020年必须创造出5千万个新工作岗位才能容纳一个不断增长的、年轻的劳动群体——实际上按照目前的趋势来看是不可能做到的。
阿拉伯政府对待批评的态度常常只是一笑置之。布什在任美国总统时，以及美国新保守主义责怪基地组织的兴起正是因为阿拉伯缺乏民主所导致时，他们承受了不少这样的批评。长期的实践让阿拉伯统治者已经成为辩解其失败的专家能手。他们归咎于自己的文化并不适合西方式的民主政治。或者归咎于他们的历史，如果使他们不再疲于应付帝国主义者、犹太复国主义者、冷战分子们的入侵，他们如今或许会做的比较好些。
不可否认，很多理由是正确的。这些的确都是让伊斯兰民主进程复杂化的事实。当然还有石油、以色列、以及美苏之间的对抗都意味着殖民地时代结束之后，并没有留给阿拉伯世界去寻找一个属于自己道路的机会。拿最近的例子来说，阿拉伯还在不断受到伊拉克的入侵。而目前，他们发现自己还被夹在美国和伊朗争夺地区霸权的中间。
奇怪，阁下，他们喜欢投票
即便如此，长期以来的借口变得越来越没有说服力。伊斯兰并没有阻止民主在亚洲穆斯林国家生根。即使是在伊朗这个曾被看作是神权统治的国家，在最近有缺陷选举之后，也显示出比大部分阿拉伯国家更大的民主活力。至于外部入侵，近年来很多更为健全的选举在以色列占领下的巴勒斯坦举行，也在美国入侵下的伊拉克举行。当他们拥有了参加真正选举的机会时——如最近黎巴嫩——阿拉伯人理解什么是利害攸关并不困难，更多人也显示出愿意参加选举。正是他们统治者自己总体上会阻止、操纵或无视选举，他们担心要是给多数阿拉伯人以发言权，他们会投票把恶棍赶下台去。
正因为如此，如果专制体制按照自己的方式运作，可以肯定的是阿拉伯人不会得到选举机会。阿拉伯统治者依靠一种高压、恐吓和补选的扭曲结合体把持着权力。他们一次次地利用虚构出来的政党进行虚假的投票，之后他们又重新掌权。要是有真正的反对者存在，一方面也是被各种伊斯兰主义运动所分裂，另一方面世俗的政党比起对政制本身的厌恶来说，更加恐惧伊斯兰主义。当布什在那些被击败的联盟身上推行他的“自由日程”时，不情愿的阿拉伯领导人就拿出一些微不足道的改革来装点门面。如果说与一位总统联盟而致使民主受到玷污的原因存在的话，那就是阿拉伯人所鄙视的入侵伊拉克战争。
永久只是假象
那个显然已失去民心的政制果真会无限期的统治3.5亿以上的人口吗？穆巴拉曾做了28年的埃及总统，卡扎菲从1969年起就统治利比亚。阿萨德统治了叙利亚30年，在其死后权力又顺利地转移到了他儿子巴沙手中。布什促进伊拉克民主的努力失败以及民主在伊拉克崩溃之后，奥巴马以“尊敬”取代“自由”作为美国与穆斯林世界对话的中心。这或许是明智的：自奥巴马执政以来，美国在阿拉伯人眼中的地位逐渐提升，并且布什热衷于改革他国的目的无论如何也不能如愿以偿。但这恰好意味着如果阿拉伯人想要民主，他们自己会抓住的。
西方很多人担心在阿拉伯的选举中，伊斯兰主义会趁机以“一人、一次、一张投票”的原则夺取权力。然而，伊斯兰主义在全体选民中似乎能获得的最大支持也就是20%多。非阿拉伯穆斯林国家如土耳其和印度尼西亚证明了民主是远离极端主义最好的方式。压制只会让其更加危险。
民主不仅限于选举。它涉及教育、宽容以及建立诸如司法制度和自由出版等独立机构。最大的问题是普通阿拉伯人多大程度上想要这些。开罗街头很少会出现弥足珍贵的德黑兰式抗议。多数阿拉伯人似乎仍然不愿付出太大代价。观察一下伊拉克或许可以发现，他们宁愿停滞也不愿意接受改变带来的混乱。但是政制改革不能指望永久的被动。正如本报这期的特别报道指出，在阿拉伯世界政治停滞的背后，一场巨大的社会变动在暗处涌动，其将带来深远的影响。
几乎每个阿拉伯国家的生育率都在下降，越来越多的人尤其是妇女正在接受良好教育，而且商人也希望在国家主导的经济领域获得更大的发言权。尤其是一场卫星电视革命打破了国有媒体的垄断声音，创造了一个公共领域，要求统治者为其统治进行辩解和为其合法性作证明，这是以前从来没有出现过的事。所有这些改变没有一个单独能够催生出一场革命，但集合起来，它们在表面之下制造了一股湍流。旧式腐败、不透明和专制的阿拉伯政府已在所有层面上都失败了，而且它也不值得留存下去。它肯定在某一时刻全面垮台，具体什么时候还是个未知数。
免费？不错就是有些棘手
本文翻译自Economist,原文地址http://www.economist.com/books/displaystory.cfm?story_id=14030161
《免费：激进定价的未来》在出版之前就已在网上引起了激烈讨论，参与讨论的绝大部分网友虽然没有读过此书但对书名已很熟悉了。批评者痛斥本书提出的一切都该免费的论点，同时抨击作者克里斯·安德森——《连线》杂志编辑（之前也是该报记者），写了一本高歌免费却不免费的书。这两种批评对本书来说都很不公平。其实该书是有可供下载的免费电子文本，也正好例证了作者的观点，即并非每样东西都能免费，但更多东西可以免费，它得助于电脑运算、存储和网联价格的不断下降所开启的新兴商业模式。
听起来是个不错的观点。然而不像安德森之前的《长尾理论》，对于为何这些新兴模式奏效而其他的却不奏效，《免费》缺乏一个扼要的基础性解释。《长尾理论》为诸如Amazon、eBay、Google和Netfix等互联网公司的成功提供了一个启发性的透解。这些与众不同的公司相同之处在于都发觉了互联网所能开启的缝隙市场，这个市场是他们那些实体企业的竞争对手，因受限于缺乏足够的货架空间而做不到的。如果说《长尾理论》揭示了某些人们所料想不到的东西并为我们提供某些有用的资讯，那么《免费》一书给人的感觉好像只是陈述了一些显而易见的事实。
安德森将免费（全篇都大写）划分为四个子类：搭送品（如卖刀片搭送剃须刀）；广告支撑服务（其遍及广播、电视和网站）；增值服务（如少量需要用户付费，但大部分是免费的服务）；非货币市场（参与者以非经济动机出发所开发的某些产品和服务，如开源软件和维基百科）。
其中大部分，或者至少前两类都是老生常谈了，安德森自己也坦诚承认。他举的很多例子都已是历史，如为促销Jell-O免费赠送的烹饪书。“免费虽然不是什么新鲜事”，安德森说，“但它却一直在变”。安德森认为，如今有所不同的是，免费在数字时代可以得到更广泛的应用，“如果说上世纪的免费是一种有效的营销手段，那么这个世纪的免费就完全是一种新的经济模式。”
然而他也并非完全赞同免费。实际上，他在书的结尾处承认免费“必须与付费结合起来”。在使用老套的搭送赠品和免费样品等手段之外，很多公司似乎找到了促使免费有效的新路，虽然找到免费之路的公司并不是很多，并且可持续性也并不明显。而且很多成功案例只是将新瓶装旧酒，如将老的观念应用到新的领域：Google靠其在线广告业务收入来支撑其免费的Gmail服务。Google的心瓶是email，而非搭送赠品或广告业务。很多公司如Flickr和Skype都采用增值服务，很多报纸的网络版也都采用这种方式。增值服务是一种很不错的新模式，问题在于并非每个人都买账。
安德森在其书开篇就说，免费是我们“即熟悉又不解的概念”。此书为我们带来很多丰饶经济学（the economics of abundance）的有趣观念，同时它最后又留给我们很多未解之谜。免费的观念如此广泛，包含了诸多迥异之物，因此要给出一个概论的确很困难。安德森在书后列了一张建立在免费基础上的50种商业模式的清单，或许读者可以在其中找到一种模式应用到自己的领域。仅仅需要强调一下这张冗长且多样的清单，就知道把握免费这个含糊的概念很难了——确切说是相当难了，特别是对于一本从Jell-O开篇的书。
中国龙的未来
本文翻译自Economists.com,原文在此。原文标题Enter the dragon，应来自李小龙《龙争虎斗》的英文名称。
另：本人对书评原文作者以及原书作者的观点持保留态度。
西方期望富裕、全球化和政治整合能让中国转性为一位温和的巨人。有新著认为这不过是幻想。
很多竞争者争抢美国头顶上那枚全球最大权力的王冠。1950年代的苏联威胁着美国的军事霸权；1980年代的日本挑战美国的经济权力；而今的觊觎者是中国。美国衰落的证据看起来很明显：在入侵和占领伊拉克后就暴露了其军事力量的局限，始于华尔街的全球金融危机则显示了其资本主义体系的缺陷。西方现在指望中国能来支撑他们的金融体系，指望中国消费者能刺激全球经济的振兴。
先是由欧洲随后由美国等西方国家所长期占据的支配地位，最后在走向终结吗？英国时事评论员，近来作为中国、日本和新加坡等大学访问学者的马丁·雅克，他的答案很明确，其书名已说出了全部：“当中国统治世界”。
他首先引用了古德曼·萨奇最新的一项研究，该项目指出中国经济体将会在2027年超于美国，到2050年大约将是两倍于美国经济体的规模（而其时单个中国人仍将比美国人穷）。雅克从作为政治、军事和文化基础的经济权力出发，描绘了一个中国独霸全球的景象（a world under a Pax Sinica）。人民币将代替美元成为全球的储备货币，上海将遮盖纽约和伦敦金融中心的光彩；欧洲沦落为拥有辉煌历史的古代遗迹，很像今天的雅典和罗马；全球使用普通话的人如果不多于也至少等于使用英语的人；孔夫子的思想将变得和柏拉图的思想一样广泛传播；如此等等。
好像我们完全被带进了一场饶有兴趣的想象游戏。其实，雅克在政治和经济方面某些推断完全正确。作者不允许有不确定、混乱和错误出现。他预测历史将把中国在中古时期所拥有的世界权力地位归还给它，但这是否等于把中国拉回到如同Great跃进和文革时期那种自我毁灭式的动荡状态呢？毕竟还是同一个共产Party在掌权，并且如雅克指出的——中国政府绝不会和任何人分享权力。作者没有给予中国成千上万的抗议予以足够的重视，这些抗议大部分是反对腐败和失地。在作者浩翰详实的数据中仅有一处提及中国面临的人口问题，人口问题意味着中国或许在变富之前就已先完全变老。作者认为West藏和New疆的民族问题几乎没有不稳定的危险。
作为已停刊的英国杂志《今日马克思主义》的最后一任编辑，雅克认为共产党是一股温和的力量，领导中国走向繁荣富强从而避免苏联那样的垮台遭遇。他很少贩卖这样的观念：认为自由市场在长期看来，只能在自由社会运转；认为思想自由更有利于发明创新；认为民主国家会比威权国家更容易自我纠错。
雅克认为，这些不过是西方的自以为是。民主和法律规则并非是西方经济实力的先决条件，而只是一个巧合。这种观点是雅克全书最有趣（也是最富争议）的部分，远胜过那些关于中国历史枯燥乏味的叙述，或者那些关于中国将成为一个“文明国家”而非“民族国家”的冗长论述。
依据作者的观点，欧洲与中国分道扬镳并非始于文艺复兴或启蒙运动，而是工业革命。即便如此，西方的成功也并非注定的。雅克认为，直到1800年，中国还能与欧洲在最先进的领域 保持相当的发展水平。事实上，中国在瓦特之前已经建造了某种形式上的蒸汽引擎。那么为什么工业革命始于英国而不是长江沿岸呢？主要还是历史的偶然因素。
英国和当时的中国一样遭遇了土地短缺。但英国有煤炭来替代木材作为燃料，并且有奴隶耕作的殖民地为英国提供了充足的耕地和廉价劳动力。战争天性“把欧洲民族国家打造成了名副其实的战争机器”，加之进入精英阶层的商人阶级联合起来鼓动欧洲统治者促进资本主义发展。雅克认为，相比之下，帝制时代的中国还维系着孔夫子的和谐价值观，统治者本意主要着眼于其治下的稳固秩序和社会平等。因此，西方并非以其优越的价值观念统治了世界，而是凭借它的缺陷。
如果拓殖帮助西方建立了霸权，那么二战后殖民时代的终结为中国的崛起铺平了道路。1978年开始的中国经济发展是“人类历史上最辉煌的奇迹”，其速度远远超过欧洲或美国，也甚至快于日本、南韩和亚洲其他经济奇迹。雅克认为，伴随德国和日本崛起的某些冲突虽然无法排除，但还是有很好的时机来加以避免。“中国并不期求统治世界因为他相信自己就是世界的中心。”作者这样写道。现在的中国正致力于同西方合作，它依赖西方的投资和市场，也希望有稳定的海外环境。
西方期望富裕、全球化和政治整合能让中国转性为一位温和的巨人，一只熊猫而不是一条龙。1999年时老布什宣称：“中国进行自由贸易的时间掌握在我们手上。”然而，雅克说这是一个幻觉。时间不会使中国更西方，而使西方以及世界更中国。
《当中国统治世界：中央之国的崛起和西方世界的终结》马丁·雅克 Allen Lane出版 2009.6
共产主义：作为人类最大错误的死期
本文译自Economist的书评，原文在此。
共产主义为何能够生根发展？为何其在低潮期也能广泛传播？是什么让它维持了如此之久？阿奇·布朗所著的共产主义新史解答了这三大问题，或许算是过去一个世纪里最大的三个问题。
乍看之下，三个问题都让人困惑不解。共产主义曾是由各种不切实际的观念所组成的混杂物，它被一群争吵不休的狂热分子所利用，它承诺的太多、实现的太少而又以无数人的生命为代价。辉煌时期一度有36个国家实行了共产主义体制，而现在只剩下古巴、老挝、北韩、越南以及其中最大的一个中国等五个国家口头上还在奉行着共产主义。
共产主义首要的有利因素是，它利用了人类的两种欲望——贵族期望正义而底层渴望复仇。布朗这位牛津大学政治学荣誉退休教授，追溯了共产主义与封建压迫和恶劣工作条件进行斗争时的理想主义起源。对19世纪资本主义的批判使马克思的道德力量甚至赢得了西方自由主义者卡尔·波普尔（一位生于维也纳后移民伦敦的哲学家）的高度赞赏。然而，革命是一条激动人心的捷径，它吸引了冷酷无情和教条主义人士，他们寻找机会去实践马克思混乱的乌托邦构想——并在革命过程中解决大部分问题。“反动教士和反动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我们杀的越多越好”，列宁在1922年写道。即便如此，很多人仍拒不承认共产主义的奠基之父是些嗜血者。俄国和中国等一些国家反对腐败和僵化体制的革命聚集起了一股持续几十年才消散的革命洪流。
共产主义阵营也走了两次小运。1930年代的经济萧条让人们丧失了对民主和资本主义的信心，随后是希特勒对苏联灾难性的袭击。与美英联盟战胜法西斯主义的苏联，在欧洲重建了道德权重。如此以来，1930年代斯大林统治下的俄国发生的什么灾难，也仅仅被认为是理所当然。正如布朗所述，斯大林对纳粹领导人的信任胜过对自己将军的信任。苏联所杀害的德国共产主义者数量远高于希特勒体制之所作为。然而，在一些国家，比如捷克斯洛伐克，苏联军队最初被当作是解放者而受到欢迎，斯大林主义体制取得政权在某种程度上也得到了大众的一致赞同。而在其他一些国家情况却截然不同，比如波兰和波罗的海国家，他们只是被由某种形式的占领让位给另一种。
共产主义所允诺的涅磐产生了一种混合物，它集成了屠杀、谎言以及随后由专制官僚所奉行潜规则。但重新思考时已为时过晚。共产主义体制所显示出的持久性，部分原因在于利用特权来驯化和恐吓人们独立思考，另一个主要原因是它紧紧控制了语言和信息（泄露或传播信息会背上不爱国的罪名）。随着信息特别是那些有关专制体制所伪造的历史和经济失败的信息的传播，共产主义出现了裂纹。国族主义也是对共产主义有效的溶解剂，特别像在波罗的海国家，他们会觉得自身是由一个外来帝国所奴役的民族。
布朗谨慎地论述了亚洲的共产主义和其唯一的拉美前哨古巴的共产主义。但他几十年学术研究的主要专长是苏联和其东欧帝国。他的论述云集了中肯、精辟的个人观察和诸多奇闻轶事：马克思的《资本论》在沙皇俄国出版时，当时俄国的书报审查官认为，这本书实在是枯燥乏味之至，根本不值得一禁；列宁在1917年时还认为俄国进行革命的时机尚不成熟；斯大林格勒战役中，五万名苏联市民，其中包括叛国者、志愿者和士兵都加入了德军对苏联作战；一位美国的共产主义鼓吹者，曾以“布鲁克林的工人和农民”为题发表演讲（译注：布鲁克林貌似没有农民）；赫鲁晓夫不喜欢写东西，那是因为他根本不会写字。
共产主义很容易引起争论。布朗力求公正对待，他给予了苏联政制成就足够的承认，特别是它普及了俄罗斯人的识字能力，也给俄国带来了空前的流动性。但作者有时过于宽容，勃列日涅夫统治下的苏联难道仅仅是一个专制体制而不是极权主义？认为1939年希特勒-斯大林秘密条约使苏联重新收回了波罗的海领土，这显然会造成很多人对历史的误解。而且作者关于经济的讨论分量不足且有些陈词滥调。
然而，作为一本用来记录人类所犯的最大错误的著作，布朗很难被驳倒。40岁以上的读者会勾起对危险和凄凉过去的不适回忆，对于更多的年轻读者来说，它似乎完全不可想象的。
《共产主义的起落沉浮》阿奇·布朗著 The Bodley Head出版 2009
英文写作风格指南（Style Guide）
本文翻译自《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之《风格指南》（Style Guide）的网络版的
Some dos and don’ts
《风格指南》是为《经济学人》的所有记者提供的写作向导，相信对中国童鞋们的写作也会相当的有帮助的。
An：一般用在以发元音开头的词前(an egg, an umbrella, an MP) 或者在以不发音的h打头的词前(an honorary degree)，然而 a European, a university, a U-turn, a hospital, a hotel。但Historical这个词是个例外，其前应该加an，h不发音。
As of (April 5th or April): 最好用on(或after，或since) April 5th, inApril。
As to:通常会有一个比as to更合适的介词(there is usually a more appropriate preposition than as to)。
Bale: 在船上以及在干草场(in boats and in the hayfield)可以用，除此之外都要用bail, bail out。
Biannual: 意思是一年两次(twice a year)或每两年一次(once every two years)。避免使用。由于biennial也有每两年一次(once every two years)的意思，也最好避免用。
Bicentennial: 最好用bicentenary (作为名词)。
Black: 在英国in the black是指盈利(in profit)，但一些地方却是指亏损(making losses)。所以还是用in profit。
Case:高尔说“case这个词已经用到烂了，有时候它虽能省麻烦，但大多时候也该为那些松塌塌的文字负些责任。”一般你还是不要用它为好。像There are many cases of it being unnecessary还不如说It is often unnecessary， If it is the case that simply不如直接说If， It is not the case 就说It is not so就好了。
Come up with:试试suggest, originate 或 produce。
Commit: 不要说commit to，但当然可以说commit yourself to something.
-ee: employees, evacuees, detainees, referees, refugees这些是对的， 但千万别有这样的词attendees(those attending), draftees (conscripts), escapees (escapers), retirees (the retired), 或standees。A divorcee 指男性或女性。
Environment: 这个词一般很难避免，但并非是个好词。避免这样的短语：the business environment, the school environment, the work environment等等。试着这样转述句子(rephrase the sentence)：conditions for business, at school, at work等。 Surroundings 有时也能这样用。
Fact: The fact that 通常可以缩减为That。
Former:避免在任何情况下使用the former和the latter的可能。它通常只会让人困惑。
Gentlemen’s agreement（君子协定）： 注意是复数，而不是gentleman’s。
Important: 如果某事很重要，要说出为什么重要以及对谁来说重要。少用为好。
Last: the last issue of The Economist 意味着它已经停刊了，最好用last week’s 或 the latest issue。1996年代last year是指1995年，如果想说的是到你目前写作的时间为止的12个月，就用past year。past month, pastweek, past (而非last) ten years也同样如此。最好避免用last week，读者要是在你文章发行出版的若干天后读时就会糊涂。This week还是可以用的。
Lifestyle:最好用way of life。
Locate:这个词的所有形式通常都可以由一些不那么别扭的词来替代。The missing scientist was located就是说he was found。The diplomats will meet at a secret location要么就是说they will meet in a secret place或者是 they will meet secretly。 A company located in Texasis简单说成a company in Texas就好了。
Millionaires: 那个布劳涅公园（Bois de Boulogne）的女孩们认为millionaire这个词十分贴切地描述了那个在蒙特卡罗挥金如土的男人的时代早已过去了。如果你希望用这个词，应该把这个词所指涉的那个人的收入（用美元或英镑）写清楚，而不是他的资本。 除此还可试试plutocrat 或rich man。
注：the men who broke the bank at Monte Carlo是一首在英国非常知名的歌曲，后有同名电影和小说。歌词可见，不过好像是“过滤版的”。这里有原始“低俗版”的歌词
Move: 当你想表达decision, bid, deal或其他一些更精确一些意思的时候，不要使用move这个词。但用move却比用relocate好些。
One: 避免用其来做人称代词。通常用You来代替。
Phone: 可以用，特别是前面是mobile时。但保守的、一般的说最好使用telephone。
Photo:不能用，应使用photograph。
Premier:作为名词，应当仅限于如加拿大的省、德国邦（Länder）和其他次于国家的州的第一部长等意义上使用。千万别把它看作是国家元首的同义词。
Proactive: 并非一个特别好的词，试试active 或 energetic。
Problem: “问题”这个词的问题是已经被用烂了，以致于它也成了一个问题词（the problem with problem is it is overused, so much so that it is becoming a problem word）。
Proper nouns（本身的名词）: 如果名词有其形容词，那么就用它的形容词形式。因此，a Californian (而不是California) judge，the Pakistani (而不是Pakistan) government，the Texan (而非Texas) press。
Pry:还是用prise吧，除非你的意思是peer。
Relationship:这个长词最好用relations替代。 The two countries hope for a better relationship同义于The two countries hope for better relations。
Relative:当形容词用时还好，但作名词时最好用relation。
Rocketed：而不是skyrocketed。
Run: 在总统制的国家里你可以使用run来指参与竞选(run for office)。在那些议会制国家里要用stand（stand for office）。
Same: 使用的太多了。如果你的句子包含on the same day that，不妨用on the day that。
Sector: 试用industry来替代，比如用banks代替banking sector。
Simplistic:最好用simple-minded或naive。
-style:避免类似于German-style supervisory boards（德式监事会），an EU-style rotating presidency（欧盟式轮值主席）这样的用法。麻烦你解释一下这是什么意思。
Table:避免用作及物动词。在英国table意思是把某项行动提前，而在美国却恰好相反。
There is, there are:通常是多余的。There are three issues facing the prime minister还是写成Three issues face the prime minister这样比较好。
Total:当名词用时没问题，但作为动词最好用amount to或add up to。
Venues: 避免使用，试试places这个词。
全球资本的“海绵宝宝”
我们最熟知的就是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列宁认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也是最后阶段，然而阿伦特则持相反的看法，她认为19世纪末帝国主义的兴起是资产阶级取得政治统治权的第一个阶段，而非资本主义的最终阶段。阿瑞吉在《现代世界体系的混沌与治理》中论述了帝国主义从荷兰到英国再到美国的两次转变过程中，政治结构经历了从城市联盟体系到民族国家体系再到全球化体系的变迁。哈维根据阿瑞吉的观点，结合自己的时空压缩（time-space compression）理论分析了帝国主义的政治逻辑与资本逻辑牵扯勾连。
政治/领土逻辑和资本逻辑是哈维定义的“帝国主义”的两种矛盾融合的要素。前者作为一种特殊的政治方案，其行为体的权利建立在拥有一定领土，能够动员其人力和自然资源来实现政治、经济和军事目标的国家和帝国的政治；后者作为一种在时空中扩散的政治经济进程，支配和使用资本占据着首要地位的资本积累在时空中的分子化过程。（P24）
政治/领土逻辑和资本逻辑两者存在很大的差异。资本逻辑是不受时空限制的追逐个人利益和资本无限积累为目标，因而必然要求其市场不受地域之限制，然而领土逻辑则必定占据一定的地理空间。由此在某一时刻，两者必然发生冲突，马克思说“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使反动派大为惋惜的是，资产阶级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马克思《共产党宣言》）。然而，资本逻辑又必须依靠领土逻辑，阿伦特说，资本的无限积累必须建立在权力的无限积累之上，资本的无限积累进程需要政治结构拥有“权力的无限积累进程”。因此，资本逻辑与领土逻辑两者之间通过复杂的有时是矛盾的方式相互纠缠在一起。
奥巴马在小布什政府对伊拉克战争业已陷入越南式的覆辙，美国国内的次贷危机彼时已危及至实体经济的“内忧外患”之时上任，其后的政策也正是着眼于国内和国际这两方面危机的处理。国内方面，奥巴马转变了里根执政以来的自由市场经济政策而采取一种干预的新凯恩斯主义；国际关系方面，奥巴马放弃了布什的单边主义政策，特别是近日对中东地区的访问，显示了其试图通过认同而非强制来重塑美国形象。美国这两方面的“新政”似乎都像是大卫·哈维《新帝国主义》中所作预言的实现。
美国这个在“两战”中崛起的新帝国，其虽然遭遇或正在遭遇来自苏俄、日本、欧盟以及中国等方面的挑战，但它仍然是当今世界政-经体系的主导性霸权，这一点似乎没人可以否认。特别是小布什执政时期，美国俨然已成为“帝国主义”在当下的代名词，由此激起的不仅是来自伊斯兰国家和东亚国家以及俄罗斯这些宿敌的反对，而且也激起了原本是其“反共同盟体系”的欧洲国家的反对。这些反对的声音一方面是对“美帝国主义”的政治或领土逻辑的抵制，更多的一方面是对全球化即美国化的资本逻辑和文化逻辑的抵制。
正如马克思所分析的，资本主义有其自身致命的缺陷，即资本主义危机。引起危机的部分原因是消费不足所导致的，这是我们熟悉的马克思关于财富两极分化的论述。但哈维认为，过度积累，即缺乏赢利性投资的机会才是问题的根本所在。过度积累导致了两种盈余的产生：资本盈余和劳动盈余，其中资本盈余是主要问题。资本主义必须通过时空修复来解决此问题。时空修复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时间延迟，通过将资本的长期投资和固定资产投资来吸收，另一方面是空间转移，即扩大市场，地理扩张。如果赢余不能被吸收的情况下，只能通过贬值来解决危机，资本贬值的结果是通货紧缩，劳动贬值的结果是失业。以吸收的方式解决资本盈余是资本主义创造性的一面，而贬值的方式则具有极大的破坏性。
资本主义面临多次危机与重组，同时在左翼和右翼不断预言其即将终结的情况下，仍然如此顽强的生存了下去，丝毫没有走到尽头的征兆，这个谜题的谜题哈维用时空修复理论为我们予以揭示。20世纪70年代的危机正是过度积累所造成的，美国战后一方面通过将其资本盈余转移至欧洲和日本等国家来振兴其经济，这是时空修复的空间转移；一方面通过基础设施建设如高速公路网和固定资产投资等延缓其资本，是通过时间延迟的方法解决资本赢余问题。然而，在这时空修复过程中，也就是美国通过认同的力量建立霸权对抗共产主义阵营的过程中，又树立了其竞争对手，那就是欧洲特别是德国和日本以及东亚四小龙等国家地区的快速发展使得该地区资本出现大量盈余，资本与劳动市场双双达到饱和。随后里根和撒切尔夫人开始的新自由主义政策，也就是将原先资本不能进入竞争的领域予以开放，以吸纳盈余资本，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以及世界贸易组织等机构，新自由主义成为横扫一切的力量，历史似乎又折回到了马克思所在的160年前。
目前，中国作为吸纳全球资本的“海绵”，正在吸收来自全球各地的资本盈余。资本逻辑要求国家政治的强势力量下建立全国统一市场，取消地区保护；资本逻辑动用政治逻辑压制其反对力量，在土地、劳动力以及自然资源进行商品化和市场化。从地区发展来看，在经历了30年代有偏向的地区经济发展后，中国制造了庞大的“劳动后备军”——农民工，中国东南部地区正是通过“创新性”（其新颖之处在于，中国的户籍制度使得这一部分人口并不纳入城市就业的统计之中，因此如果在出现劳动盈余后并不显示为“失业”）的引入这些来自中西部的廉价劳动力，积累起了大量的资本盈余。他们一方面将资本转移至海外地区如更不发达的越南、非洲等国家，另一方面又将这些通过廉价劳动力所积累的资本盈余投资到中西部去。最典型的如房地产领域，东南部作为城市地标的光鲜摩天大楼上刻意隐去了建造者的身影，而来自这些地区的资本又频繁的光顾内地城市的房地产市场，当地政府并不出于本地居民的权益保障其有能力购买本地房产，而是热情拥抱这些外地资本一步步抬升房价。在GDP作为政绩衡量指标的体制下，以发展作为整个国家政治中心功能的制度中，打造一个能够吸引各地、全球资本的良好投资“环境”才是最重要的，其他一切要求都需要让位。经济的发展最终并非成为改革集权体制的推动力，反而进一步强化了集权体制的弊病。
海绵吸的东西越多只会越来越自我膨胀，然而无论吸纳多少，也改变不了其本身的内在结构。
（英）哈维（Harvey，D.）《新帝国主义》 初立忠 沈晓雷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9.1
现代城市文化：理论和历史（纽约大学的一份书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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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理论（Classic Theories）
弗雷德里克·劳·奥姆斯特德： 《公共公园与城镇扩建》（Frederick Law Olmsted, “Public Parks and the Enlargement of Towns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 III (1871)）
齐奥尔格·西美尔：《大都市与精神生活》（Georg Simmel, “The Metropolis and Mental Life,” (1904), in K.Wolff, ed. The Sociology of Georg Simmel (1950).）
罗伯特·帕克：《城市：都市环境中人类行为调查的建议》（Robert Park, “The City: Suggestions for the Investigation of Human Behavior in the Urban Environment,”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16)）
路易斯·沃斯：《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都市主义》（Louis Wirth, “Urbanism as a Way of Lif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38)）
瓦尔特·本雅明：《巴黎：十九世纪的首都》（Walter Benjamin, “Paris, the Capital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in Benjamin, The Arcades Project (1999)）
詹妮·沃尔夫：《隐匿的漫游者：女性和现代性文学》（Janet Wolff, “The Invisible Flaneur: women and the literature of modernity,” Theory, Culture, and Society, 2 (1985), 37-48.）
相关阅读（Related readings）：
曼纽尔·卡斯特尔：《都市问题》（Manuel Castells, The Urban Question (1977), selections）
戴维·弗里斯比：《现代性的碎片：齐美尔、克拉考尔和本雅明作品中的现代性理论》（David Frisby, Fragments of Modernity: Theories of Modernity in the Work of Simmel, Kracauer, and Benjamin (1985)）
理查德·桑内特：《公共人的衰落》（Richard Sennett, The Fall of Public Man (1977)）
居伊·德波：《景观社会评论》（Guy Dubord, Comments on “The Society of the Spectacle (1998)）
理查德·达格《大都市、记忆和市民权力》（Richard Dagger, “Metropolis, Memory, and Citizenship,”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25 (1981), 715-37.）
托马斯·班德尔：《历史、理论和大都市》（Thomas Bender, “History, Theory, and the Metropolis,” CMS Working Paper Series, No. 005-2006. Center for Metropolitan Studies, Technical University of Berlin）
凯萨琳·奈西：《弗劳拉·特里斯坦的都市奥德赛：迷失的漫游女和她的城市的笔记》（Catherine Nesci, “Flora Tristan’s Urban Odyssey: Notes on the Missing Flaneuse and her City,” Journal of Urban History, 27 (2001), 709-22）
当代理论（Contemporary Theories）
简·雅各布斯：《城市与国家财富》（Jane Jacobs, Cities and the Wealth of Nations (1984)）
内斯托尔·加西亚·坎西利尼：《墨西哥：文化全球化中一个正在瓦解的城市》（Nestor Garcia Canclini, “Mexico: Cultural Globalization in a Disintegrating City,” American Ethnologist, 22 (1995), 743-91.）
爱德华·苏贾和艾伦·斯各特编：《城市：二十世纪末的洛杉矶和都市理论》（Edward W. Soja and Allen J. Scott, eds. The City: Los Angeles and Urban Theory at the End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1996),Selections）
艾什·艾米和奈杰尔·思瑞夫特：《解放城市》（Ash Amin and Nigel Thrift, “The Emancipating City,” in Loretta Leeds, ed. The Emancipating City (2004), 231-35.）
相关阅读（Related readings）：
基多·马蒂诺蒂：《谁的城市？大都市第二代的暂居者和城市生活》（Guido Martinotti, “A City for Whom? Transients and Public Life in the Second-Generation Metropolis, in Robert Beauregard and Sophie Body-Gendrot, eds. The Urban Moment (2002)）
达芙妮·斯佩恩：《从芝加哥到洛杉矶之路上的两性关系出了什么问题》（Daphne Spain, “What Happened to Gender Relations on the Way from Chicago to Los Angeles,” City & Community, 1-2 (2002), 155-69.）
雷纳·班纳姆：《洛杉矶：建筑学的四种生态》（Reyner Banham, Los Angeles: The Architecture of Four Ecologies (1971)）
马克·戴维斯：《石英城市： 在洛杉矶挖掘未来》（Mike Davis, City of Quartz: Excavating the Future in Los Angeles (1990).）
米歇尔迪·尔和斯蒂文·弗拉斯提《铁制莲花：洛杉矶和后现代都市主义》（
Michael Dear and Steven Flusty, “The Iron Lotus: Los Angeles and Postmodern Urbanism,”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551 (1997), 156-73.）
南·艾琳《后现代都市主义》（Nan Ellin, Postmodern Urbanism (1996)）
爱兰·斯各特：《创意城市:概念问题和政策疑点》（Allan J. Scott, “Creative Cities: Conceptual Issues and Policy Questions,” Journal of Urban Affairs, 28 (2006), 1=17.）
阿里夫·西纳和托马斯·班德尔主编：《都市虚构：现代城市的定位》（Alev Cinar and Thomas Bender, eds. Urban Imaginaries:Locating the Modern City (2007).）
斯蒂芬·格拉汉姆和西蒙·马丁：《碎片化的都市主义：网状架构、技术流动和都市状况》（Stephen Graham and Simon Martin, Splintering Urbanism:Networked Infrastructures, Technological Mobilities, and the Urban Condition (2001)）
托马斯·班德尔：《历史、理论和大都市》（Thomas Bender, “History, Theory, and the Metropolis,” CMS Working Paper Series, No. 005-2006. Center for Metropolitan Studies, Technical University of Berlin）
罗伯特·鲍尔嘉德：《都市理论史》（Robert Beauregard, “History in Urban Theory,” Journal of Urban History, 30 (2004), 627-35.）
M&m
iddot;葛迪勒, 亚历山卓·拉哥波罗斯主编：《城市与符号》（M. Gottdiener and A. Lagopoulos, eds. The City and the Sign (1986), chaps. 1,3,4, 9. Edward）
马克思主义分析（Marxist Analysis）
大卫·哈维：《后现代的状况》（David Harvey, The Postmodern Condition
雷蒙德·威廉斯：《乡村和城市》Raymond Williams, The Country and the City (1973)）
相关阅读（Related readings）：
大卫·哈维：《社会正义与城市》、《资本的都市化》、《意识与都市经验》（David Harvey, Social Justice and the City (1973),The Urbanization of Capital (1985),Consciousness and the Urban Experience (1985)）
曼纽尔·卡斯特尔：《都市问题》（Manuel Castells, The Urban Question (1977)）
罗莎琳·德意志：《男孩城镇》（Rosalyn Deutsche,” Boys Town,”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 Society and Space 9 (1991), 5 – 30）
尼尔·史密斯：《新都市前沿：绅士化与恢复失地的城市》（Neil Smith, The New Urban Frontier: Gentrification and the Revanchist City (1996)）
城市权力（Right to the City）
亨利·列斐弗尔：《城市写作》（Henri Lefebvre, Writings on the City (1996), selections
埃里克·克莱恩伯格：《热浪：芝加哥灾难的社会学解剖》Eric Klinenberg, Heat Wave: A Social Autopsy of Disaster in Chicago (2002)）
相关阅读（Related readings）：
大卫·哈维：《社会正义、后现代主义和城市》（David Harvey, “Social justice, postmodernism and the cit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16 (1992),588-601.）、《社会正义与城市》（ Social Justice and the City (1973).）
艾利斯·马里昂·杨：《正义与差异政治》（Iris Marion Young, Justice and the Politics of Difference(1990)）
唐·米歇尔：《城市权：社会正义和公共空间的斗争》（Don Mitchell, “The Right to the City. Social Justice and the Fight for Public Space,” (2003)）
托马斯·班德尔：《城市、知识分子和市民》（Thomas Bender, “Cities, Intellectuals, and Citizenship,” Citizenship Studies, 3 (1999), 203-20.）
基多·马蒂诺蒂：《谁的城市？大都市第二代的暂居者和城市生活》（Guido Martinotti, “A City for Whom? Transients and Public Life in the Second-Generation Metropolis, in Robert Beauregard and Sophie Body-Gendrot, eds. The Urban Moment (2002)）
城市和全球化：节点、流动和民族志（Cities and Globalization: Nodes, Flows, and Ethnography）
安东尼·金：《边界、网络和城市：游戏和再游戏》（Anthony D. King, “Boundaries, Networks, and Cities: Playing and Replaying Diasporas and Histories,” in Alev Cinar and Thomas Bender, eds. Urban Imaginaries: Locating the Modern City (2007), 1-14.）
萨斯基亚·萨森：《全球城市：纽约、伦敦、东京》（Saskia Sassen, The Global City: New York, London, Tokyo (1991)）
米歇尔·皮特·史密斯：《地方的权利：本土和全球的再理论化》（Michael Peter Smith, “Power in Place: Retheorizing the Local and the Global,” in John Eads and Christopher Mele, eds. Understanding the City (2002), 109-30.）
相关阅读（Related readings）：
曼纽尔·卡斯特尔：《信息化城市》、《网络社会的崛起》（Manuel Castells, The Informational City (1989), The Rise of the Network Society (1996))
阿布杜马里克·西蒙：《作为构件的人：约翰内斯堡的交叉碎片》（AbdouMaliq Simone, “People as Infrastructure: Intersecting Fragments in Johannesburg,” Public Culture, 16 (2004), 407-29.）
阿基里·班贝和萨拉·纳托尔：《来自一个非洲大都市的世界写作》（Achille Mbembe and Sarah Nuttall, “Writing the World From an African Metropolis,” Public Culture, 16 (2004), 347-72, and exchange with Michael Watts in Public Culture,17 (2005), 181-92, 193-201.）
马克·戴维斯：《迪拜的恐惧和货币》（Mike Davis, “Fear and Money in Dubai,” New Left Review, 41 (2006)）
原文地址：http://history.fas.nyu.edu/docs/IO/4450/BenderG572754.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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