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期望富裕、全球化和政治整合能让中国转性为一位温和的巨人，一只熊猫而不是一条龙。1999年时老布什宣称：“中国进行自由贸易的时间掌握在我们手上。”然而，雅克说这是一个幻觉。时间不会使中国更西方，而使西方以及世界更中国。

在GDP作为政绩衡量指标的体制下，以发展作为整个国家政治中心功能的制度中，打造一个能够吸引各地、全球资本的良好投资“环境”才是最重要的，其他一切要求都需要让位。经济的发展最终并非成为改革集权体制的推动力，反而进一步强化了集权体制的弊病。

如果说全球化用左手碾平了世界，那么他却用右手为世界隆胸。这些隆起于平地之上的就是全球城市。沙森在《全球城市：纽约、伦敦、东京》里着重关注了三块丰腴之地，而这几块胸部却都患有严重的疾病。

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学者们要是没有改善经济的良策，就不要制造出些仇恨和指责，沉默一下总比胡说八道好。

谐音“救世”：上帝不忍看到人类在世间所受的苦难时就选中或派遣一位救世主来拯救世人。“救市”即一个自愿充当“救市主”的政府通过其手中的权力来对市场的混乱实施医就。前者不相信人类的理性，后者不信任市场的万能。“救市”最初源于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抛弃古典自由主义，而主张政府对市场实施干预。“凯恩斯主义”在20世纪70年代后声势渐微，然而在本轮由美国次贷引发的经济危机中又重新受到各国政府采用。在中国语境中，“救市”往往成为政府在股票市场熊市时的一项重大职责。近期，“救市”的范围扩大至房地产领域，因而，“救市”又可看成是政府的一种“自救”工作。

莫斯科红场举行阅兵仪式。在坦克、火箭各种武器和兵种列队经过主席台之后，是一队着黑衣的文职人员。赫鲁晓夫问：“他们是谁？”克格勃头子答：“他们是经济学家，如果需要，我可派遣他们去美国，保证他们会把美国经济搞成一团糟。”

Jacobs没有康德自比哲学领域的哥白尼那样的大口气，而显然她的确也实现了城市和乡村关系的“哥白尼倒转”。这种倒转使那些憎恶城市、向往乡村生活的怀旧式知识分子没有了溯本回原的依托。但更具意义的是，使我们对“三农问题”可以有一种新的理解，慎重思考目前三农政策所面临的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