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斯科红场举行阅兵仪式。在坦克、火箭各种武器和兵种列队经过主席台之后，是一队着黑衣的文职人员。赫鲁晓夫问：“他们是谁？”克格勃头子答：“他们是经济学家，如果需要，我可派遣他们去美国，保证他们会把美国经济搞成一团糟。”

浪漫主义和启蒙理性的问题在当今就表现为多元文化和普世价值的问题。以黑格尔式的发展、进步来整合是危险的。对于当今的中国来说，如何在浪漫主义和启蒙理性或者说在多元文化和普世价值之间找到平衡才是重要的，而不是要么倡导有“中国特色”后就可以恣意妄为，要么提倡“普世价值”而舍弃掉对“欧洲中心主义”的批判。

作者以赛义德的《东方主义》为蓝本，以福柯的“权力话语机制”为理论基础揭示了中国形象如何作为西方的“他者”，在西方自我历史叙事中发挥功能。如同有人对赛义德的身份提出的质疑一样，伍晓明也质疑了周宁的身份（见乐黛云主编的《跨文化研究》22辑，江苏人民出版社），作为一个中国人研究“西方的中国形象”问题是否也是对“西方的中国形象”本身的想象，即在研究这个问题前首先要研究的是“中国的西方形象”。然而这种质疑的实质可能是作为一个中国人，是否能研究西方的问题，是否有对西方的霸权提出质疑和解构的权力，从而对身份的质疑可能就完成了对西方话语霸权的肯定。

以前说起一个朋友来，总劝他为人处世莫要急功近利。然而，自己当下的处境却十分相像，由此才真正的体会到了那种迫切地想做出某种成就，干出一番事业的心态。

这部历史，关注的不是这些，而是思想如何影响到了行动；行动的结果又如何影响了思想的方向。这不是一部达尔文主义的进化史、也不是一部点鬼薄，它澄清了我们的许多误解。在叙述思想时，作者风趣的语言（也可能是翻译的风趣，也许也并没有，只是我的错觉）让人并不感到乏味。

民主选举只适合在个性差异不明显的情况下，用多数人的意志去强制少数人服从。因此它并不比君主制或者帝制有多大程度上的益处，反而在君主制下更注重团体的意愿，这样的“团性化”（具有不同个性的团体属性）从学理上更为“人道主义”

德国二战后的小说、电影以及整个思想界特别是民众都在反思为何在二十世纪前的50年里自己国家就推动了两次世界大战？小说中作者以律师之后，责问民众为何在大火烧死囚犯的时刻不挺身相救而又在事后指证当事人的罪过。这正如一个拍摄溺水现场照片的记者，在报纸上感叹社会缺乏恻隐之心，而从不会想到自己也有这份责任以及能力。